戴高乐与员工参与制

早在战争期间,戴高乐就强调了"全面机械化"的弊端,拒绝将所有企业统一化。他在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就提出的参与政策,既带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色彩和社会基督教的色彩,也体现了左翼戴高乐派勒内·加比唐(René Capitant)和路易·瓦隆(Louis Vallon)等人的思想。

戴高乐将军既不赞成自由主义,也不赞成集体主义,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条道路。“从前的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是当今的社会里,已经变得不可想象,无法忍受。[共产主义]是一种旨在摧毁一切,使人民感到恐惧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就在于捣毁一切事物。(…)我们既不要陈旧的自由主义,也不要摧毁一切的共产主义。我们要寻找另一种途径,一种简单,高尚而且实用的途径。这就是采用合作制。”(1949年8月31日讲话)

1948年,在圣太田(Saint-étienne),他提出了劳资合作的想法,也就是说企业内部伙伴人人平等,资方作为霸权阶级已经消失。每个人都为企业想其所想,尽其所能,人人关注企业的良好运行。劳资合作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处理劳资冲突的管理模式,避免发起革命。

这项计划被有些人认为是法西斯式行会的复活迹象。但是在1952年5月1日的讲话中,戴高乐抨击说,“统治经济达不到统治目的,自由经济不能给任何人以自由。”

戴高乐将军一回到政坛就立即将他热衷的想法付之实施。1959年1月7日他签发了一项法令,目的在于“发展劳动者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提高劳动者对企业的关心程度。”这项法令建议企业的员工可以分享企业利润,参与企业投资和管理,并通过企业委员会或推选出的员工代表进行监督。 ”戴高乐后来在 "回忆录" 当中评论说,“这为阶级和阶级之间的隔阂打开了一个缺口。”

第一部法令的实施没有任何强制性。到1967年8月,他又推出两项法令。法令条款的出台非常艰难,因为总统和总理对此意见不一致。对于总理蓬皮杜来说,参与制只是一种“幻想”。相反,戴高乐却认为参与制与企业委员会一道可以保证在解放时期进行的改革的连续性。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要求一百名员工以上的企业必须执行有关“员工参与企业发展”的法令。

戴高乐对这项改革格外重视,认为这项改革应该能够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1967年11月27日)。继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他仍然坚持在企业和其它机构内部建立真正的、直接的民主制。他还抨击说“机械制社会将人禁闭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齿轮结构里。”但是参与制既不是自治,也不是共同管理。每一个人都应该维护其自身利益,发达其观点,但不一定有共同决策权。

“参与制涉及所有的领域。以企业或大学为例,它指的是企业或大学的每一个成员都应以适当的方式直接与他所在的机构的运作结果,和这一机构为整个国家提供的服务挂钩。简而言之,参与制应该成为新法兰西的行为准则和动力。”(1968年6月29日)

在戴高乐将军心目中,1969年4月27日的公民投票结果应该能够将参与制引进地方行政机构和参议院,后者将与由各行业代表所组成社会经济议会合并。然而,公民投票的失败和戴高乐将军的离去,导致这一前景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