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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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27日,巴黎和北京同时发表公告,宣布“法兰西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之内任命大使。”
四十年后再回顾这一史实,在当时由两大对抗集团统治的世界里,再加上东南亚的军事紧张局势,可看出在这一简短的声明中所包含的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

的确,在法国之前已经有七个西方国家从1949年起就与中国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保持着联系,但是尽管英国于1950年任命了一名代办,它同时也于台北设立了领事馆。因此,两国将在1972年并没有大使关系往来。
戴高乐将军的举措之所以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当代中法外交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是因为这一做法已超越了简单的外交范畴。戴高乐将军对中国的承认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他对世界格局提出的一种新见解,即以捍卫国家独立为重。这一独立即意味着法国面对西方集团的独立,也意味着中国对苏联的独立。

理智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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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体现了戴高乐将军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戴高乐将军要与“真正的中国”按照正常的方式,即以“外交的方式”建立“正常的关系”。因为对他来说,“共产党的中国也仍然是中国”,也就是说是一个拥有几亿人口,几千年文明,领土广阔,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法国必须意识到这一事实,意识到中国拥有着根深蒂固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而在当时,由于法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的距离如此之大,因此法国首先应努力对这一民族进行真正的了解。
然而,这并不是指法国要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戴高乐将军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进行过抨击),而是要与一个国家、一个代表中华民族大多数的政府建立联系。“法国接受这个世界的现状”,戴高乐如此总结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实用主义。
然而,如果说这一举动在戴高乐将军看来是"事实与理智"作用的结果,它也是"国际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因为这一举动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1963-1964年的国际背景下,承认中国意味着法国将重返国际舞台,尤其是亚洲舞台。1964年1月22日的部长会议之后,戴高乐将军对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说,承认中国,意味着"我们将翻过殖民的一页,告别在中国和法国印度支那建立租界的历史。法国将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中国。"这一立场完全符合他坚守的民族平等、种族平等、尊重国家主权、尊重人民自决权利,按照他们的选择制定国家制度的传统概念。这些原则是促进各国平衡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正是因为戴高乐将军始终奉行这些原则,他的行动才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做出决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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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将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想法由来已久。他对前总理埃德加·富尔1957年赠送给他的著作中的观点表示赞同。埃德加·富尔在私人旅行期间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晤。他在 " 蛇与乌龟"一书的最后建议恢复中法外交关系。尽管戴高乐将军认为这一提议非常"有意义",但是"这一切目前还无法实现,因为法兰西还没有自己的政府"。
1958年戴高乐将军上台之后,他立即开始就此作积极的准备。1960年,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由埃德加·富尔承担这一使命。但是直到1962年之前,法国由于被非殖民化运动导致的暴乱所困,一直无暇顾及外交政策。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持续不断,再加上中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法国与中国的外交进展受到阻碍。直到1962年3月签署埃维昂协议之后,戴高乐将军才终于有了在国际事务上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的充分自由。
戴高乐深刻了解孤立中国可能会造成的危险。中国被对其充满敌视的强权所包围,靠近冲突四起的印度支那半岛。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他就认为越南要求民族独立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扩张理论导致的结果。他担心这场冲突有可能会愈演愈烈,认为只有通过政治解决,即通过谈判,将这一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里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与东南亚地区打交道近半个世纪的法国决定促使这一变革的实现。
在1962年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他向中国外交部长陈毅陈述了他的看法。而且,两国在拒绝加入由美国和苏联等国签署的核武器非扩散条约方面也持完全相同的观点。
1963年3月13日,戴高乐将军在与部长阿兰·佩雷菲特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我们仅仅因为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体制让美国人不满就不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不正常的…"。这番话明确表明了戴高乐将军充分的理智与远见。

决定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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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2年起,法国政治代表团,尤其是经济代表团频频出现在北京。随着法国与中国官方最高领导人进行的非正式接触,北京表示愿意与法国恢复外交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正常化。1963年10月至11月期间,埃德加·富尔主席受戴高乐将军的委托代表他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秘密会晤。
最后,由中国驻瑞士联邦大使和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得博马舍(Jacques de Beaumarchais)在瑞士伯尔尼进行了最后阶段的会谈。美国外交人员没有被通知,但是他们已经料想到做出这一决定的可能性。
1964年初,由 " 费加罗报 "负责在巴黎进行媒体准备工作。1月9日, " 费加罗报 "发表了由罗歇·马西普(Roger Massip)对埃德加·富尔进行的长达两页的专访。当时,议会正处于休会期间。但是,在北京,由弗朗索瓦·贝纳尔率领的议会代表团却及时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四月份复会之后,议会才开始对此进行讨论。
在总理和外交部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的支持下,由戴高乐总统一人作出了最后决定。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Etienne Manac'h)后来得知,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将军作出这一决定的迅速深感吃惊,因为他们预计交换国书将在这一年更晚的时候进行。
随后,该由戴高乐将军向公众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事实。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巧妙的,又稍带有渲染的方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事实与理智"作用的结果。

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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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已定,接下来就是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要面对两大障碍,即台湾的反对和美国人的愤怒。
克罗德·夏野(Claude Chayet)受戴高乐将军委派,负责为驻中国的法国大使的到来做准备工作,并于1964年3月前往北京。法国驻中国代表最初的工作条件的确简陋。由五人组成的外交先行团下榻在宾馆,由于没有保险柜,竟将所有的档案装在手提箱里!首任驻华大使的人选已经决定,即由当时驻塞内加尔大使吕西安·贝耶(Lucien Paye)担任。1964年5月31日,他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国书。戴高乐将军指定这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兼前国民教育部部长担任驻华大使,其目的在于将法中新型关系置于一个很高的水平,以突出文化领域的合作。1965年夏天安德烈·马尔罗访问中国就更证明了这一点。

相反,台湾的问题就变得几乎无从下手。不论对于台湾还是大陆,都只能有一个政府作为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两个中国"的理论是不能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埃德加·富尔和议会代表团面前坚持法国政府向北京而不是向台湾派驻真正的大使。但是法国政府当时并不需要与台湾蒋介石政府断交,因为断交决定是2月10日由台湾方面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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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戴高乐的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美国人眼中,这一做法“损害了西方国家的利益”,背叛了抗日战争和冷战中的一个忠实的盟国。美国约翰逊政府不仅不认为法国总统提出的警告有根据,反倒认为这是具有挑衅性的,甚至是无理的。这促使戴高乐将军作出了更惊人的举动:1966年,法国退出北大西洋联盟军事一体化组织;与苏联一道倡导缓和局势,达成谅解,进行合作的政策;更有甚者,1966年,戴高乐将军在金边发表讲话,指责美国参与越南战争是一大错误,引起轰动。直到1968年,对戴高乐将军的思想和做法非常赞赏的尼克松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才开始朝与越南谈判和承认中国这个方向发展。几乎与此同时,奥地利、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等其它国家也开始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向法国开放是结束其外交孤立的开端。从发起6·18抗战号召到组织抵抗运动,再到掀起非殖民化运动,并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戴高乐将军以其亲身经历在中国人眼中成为法国革命理想的化身,也成为对世界人民渴望的理解的象征。我们可以说,在戴高乐和中国人民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吸引力。这一吸引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对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沙龙·埃尔巴兹 (Sharon Elbaz) 菲利普·乌尔蒙 (Philippe Oulm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