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将军的使者,埃德加·富尔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初。这是我受中国政府邀请进行的一次私人旅行。我应该属于最早,甚至也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由于当时法国还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还没有护照)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府官员。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进行了六周左右。在此期间,我参观了许多地区,也会见了一些政治人士。我和我的妻子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而我与周恩来总理则多次进行会谈,有时还有一些其他政府官员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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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与乌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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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 « 蛇和乌龟»。在书中,我提出承认中国对法国是有益的。因为我认为大多数强国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事实上,我在任总理期间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解决。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北京设立法国新闻处,同时北京也在法国设立了新闻处,以保证两国之间至少有关系往来。另一方面,我在书中还提到了台湾问题。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困难之一,我的建议是在北京重新设立使馆(这样中国也会在巴黎重新开放中国使馆),但在台湾保留领事馆,以保证不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我把这本书寄给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亲笔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他一贯亲笔回信),表示他对书中的内容极为感兴趣,并认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在信中最后以他当时惯有的低沉语调说,这一切还未能实现,因为目前法国还没有一个政府。

 

与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碰面

很可能是因为这次通信的缘故,再加上他一直记得我这本书,戴高乐将军上台之后,(没有立即开始,我想是在1960年)有一天他要我来见他,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在此之前我已多次与他见面,但是讨论的是别的事)。在这次谈话中,他问我是否建议他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举动。我对他说,尽管我在书中已表示赞成,但是我并不建议他现在就开始进行有关承认中国的任何程序,因为目前形势还不利。我尤其担心阿尔及利亚问题有可能造成的困难。如果法国向中国派驻大使,他在当地有可能受到一些人的无理对待,并可能有一天会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碰面…

1963年8月,戴高乐将军就越南问题采取的立场让我感到吃惊。部长会议结束之后,他突然做出了一个极重大的宣布,让大家警惕由于东南亚形势的恶化有可能造成的危险。这再一次表明了戴高乐将军的真知灼见和高瞻远瞩。因为他讲这番话时是在1963年8月,而就在10月份,越南发生了西贡政变,吴庭艳被暗杀。而戴高乐将军在1963年8月就开始关注亚洲问题,很清楚地看到亚洲局势的恶化所造成的危险。与此同时,他突然叫我来对我说:"前一段时间我曾就中国的问题征求过您的意见。您当时说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现在您是不是还这么认为 ? " 我回答说:"既然您现在和我谈起,说明您自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您现在已摆脱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就是说您不必担心假设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会带来什么尴尬。其次,中国人由于与苏联发生摩擦现在正处境艰难。第三,您已多次向美国人表示出独立自主的信号,再多一次或少一次都不会太明显。"我还记得一件有意思的事。在这次谈话中,我对将军说:"我们不能无视(scotomiser)这个有六亿人口的民族。"他说:"scotomiser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不认识 ? "-"scotomiser这个词来自scotome(盲点),表示视觉障碍 "。

«对,您要去中国»

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对将军说,也许是一种神秘的巧合,我曾派人向中国政府透露说我希望重返北京。他们刚刚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前往中国,前往中国和苏联,以研究中苏冲突问题的根源。将军当时对我说:"对,您要去中国。但是要作为我的代表去中国。"他不建议我同时访问中国和苏联。

于是,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根据计划,我首先要去柬埔寨拜访戴高乐将军非常欣赏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时也为制造一种烟雾弹,以掩盖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同样,回程时,我将在印度逗留,以会见曾经对我发出邀请的尼赫鲁总统。

戴高乐将军还交给我一封信,在信中委托我以他的名义与中国政府见面。这一做法可谓非常巧妙。由于不能直接给他还不了解也不承认的中国政府写信,他直接写信给我以表示对我的正式授权。

通过这次交换意见,我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希望尽可能地找到一个重建双边关系的彻底的解决办法。同我在这段时间和他进行的其它交谈一样,他表现的态度不十分正式。但这次在场的还有其他部长和几位合作者,由此我得出结论,认为在这件事中还有应该保留的秘密的一面。顺便说一句,当时,法国外交部的各个部门都坚信,由于台湾等问题的存在,与中国建交必将出现非常棘手的局面。事实上,我认为从我们决定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的开始,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尽管会有一定的困难。当然,对此我已经作出考虑。

受到市长的接待

我按照原定计划在中国停留了两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愿意停留更长的时间。我认为无论是否成功,过长时间的逗留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两周除了进行政治对话之外,我还在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参观。我感觉到中国政府非常高兴我给他们留出三天的时间来考虑和讨论我向他们做出的提议。而且,我在参观期间由一位外交部官员陪同。他不断地向我就各种问题提问,并且每天晚上向北京汇报。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也就是说实际工作的天数一共有六到七天。每次与中方的会议都持续数小时。他们不断地重申他们的观点。他们表达观点时总是喜欢从最基本的事情说起,讲许多笼统的话题。我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也采取同样方法。他们说三刻钟,我就说四十五分钟。我们大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等等。在此期间,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材料用于研究我们具体能做的事情。当然,我拒绝深入讨论有关台湾的问题。我采取了以下原则:法国不能对台湾问题做出承诺,但是会运用国际法解决问题。我借此机会向中方表明,国际法不允许承认在同一个地点出现两个拥有主权的政府。因此,如果法国承认中国,并不需要同台湾断绝关系,因为法国只是在从前设立使馆的地方重新开放使馆。而且,法国在台湾只设有临时代办。我认为法国一旦承认了北京政府,台湾必然会同法国断交。最后,我们就一项非常奇怪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如果台湾与法国断交的话,法国承诺与台湾断交…。我相信我可以做出这个承诺,同时不会造成不良后果。

拜会毛泽东

最后会谈结束后,中方通知我在第二周去上海与毛泽东主席见面,周恩来和陈毅将与我在上海汇合。他们来到上海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制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计划。第二天,我拜会了毛泽东。但是很明显,即使征求了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并得到他的同意,一切还需周恩来最后定夺。因此,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我在上面签了字,并说明最终还需要向戴高乐将军请示,得到他的同意后才能将文件正式化。中方则需由周恩来总理签字才能生效。

于是,我离开了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向戴高乐将军作任何汇报。记者们,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在北京的极少数记者们已经开始有些骚动不安。为了消除那些在香港等候我的人们的好奇心,我来到缅甸仰光。我在那里亲自用打字机打了一份报告。随后,我来到新德里,将议定书和报告交给了大使馆的一位秘书,由这位秘书飞到巴黎交给总统府。而我又在印度停留了两周,悠闲自得地散步。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定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当我回到巴黎时,戴高乐将军已经看完了所有的文件。他接见我的时候对我表示他愿意按照我得出的结论,承认双方的外交关系。我与周恩来总理已事先起草了一份有关承认外交关系的议定书。这份议定书后来由负责执行的外交部稍微作了改动。

事实上,今天人们都知道这件事在当时相当棘手复杂,中方自己也丝毫不清楚我们最终是否能够对中国政府进行承认。我和中国政府甚至想到两种解决方案。最佳解决方案当然是纯粹彻底地承认中国。另一种间接形式就是两国在文化和经济领域进行合作。在事情已经完全结束的今天,我可以向外界说,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我在仰光起草报告时只提到了第一种方案。我担心两种解决方案会导致将军犹豫。我对自己说:"边走边看。万一第一种方案行不通,我再拿出第二种。"但是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必要。

这不是明天要做的事情 当戴高乐将军在总统府接见我的时候,正值他刚刚获悉肯尼迪遇刺的消息。这无疑带来一些变化,因为在此之前相信我们都曾隐约感到美国会在法国的这一举措中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受益,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我认为至少对于肯尼迪政府会是这样。

那天在分手的时候,戴高乐将军对我说,如果他在参加肯尼迪葬礼之际与美国的对话不使他改变主意的话,他就会对这件事表示同意。他预计于1964年1月作出肯定的表示。

事实也确实按照预计的方向发展。我记得美国人当时非常担心。戴高乐将军 对他们说承认中国"不是明天要做的事",但是美国人不知道是否应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这句话。奇怪的是,这种担心的情绪在美国的"自由"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人认为这一举动可能会在下次选举中有利于 总之,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戴高乐将军是多么得具有开创意识。美国总统在八年之后才遵循了戴高乐将军的思维方式。但是我相信,尽管这一期限相当长,法国1964年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