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首任法国驻北京代办,克罗德·夏野

我负责在北京执行的任务比较简单:主要是为三个月后即将到任的法国大使打通道路,也就是说找到一处住所和能够行使其职责的办公地点。

在您出发之前,戴高乐将军在总统府接见过您。您是否能讲述一下这次谈话内容,并告诉我们戴高乐将军当时有什么指示?

在我被任命为驻北京代办为开放使馆作准备后,我很吃惊地得知最好能够要求得到共和国总统的接见。我无法想象戴高乐将军会接见象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代办。
在我出发之前的几天,大约是在2月15日,戴高乐将军在总统府与我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我非常留心将军对我的交待。他的观点在我看来非常简单,也非常合 理。他主要讲到在爱丽舍宫专门为这一事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并对我说:"我认为应该和中国发展正常的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伟大的传统,悠久的文 明。在这方面,法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点。因此,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相互交换大使,并通过他们让世界了解法国对许多国际大事的看法,是非常正常的。两国 的政治体制固然不同,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某些领域有类似,甚至是相同的看法。我认为与中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是明智之举,是正确的政策。因此,我们两国应该建立正常的,直接 的,频繁的外交关系。我们可以在裁军问题,"世界和平"和经济问题等方面交换意见。我们将进一步观察事情发展的趋势。中国如果有什么具体需要,法国的工业 在许多领域都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将观察一下两国关系向何种方向发展。文化领域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有着特殊的使命。"接着他又充满幽默感 地说:"应该让更多的法国人学习中文,也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学习法文。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学习。"
在这次会谈中,戴高乐将军从来没有提到过从物质上讲的"利益"这一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固然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利益。但是戴高乐将军丝毫没有让我感觉到在 他刚刚做出的政治决定背后有任何经济意图。换句话说,他丝毫不期待我们会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利益。他的眼光非常长远,完全超越了物质范畴。
在会谈的最后,他问我是否还有其它问题。由于我即将动身去北京,而且就我所知法国还没有使馆,所以我问他是否应该要求重新开放法国使馆。他问我为什么问这 个问题,我回答说,原来的法国使馆已经被中国政府没收。这个使馆位于从前的法租界,而租界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个痛苦的回忆,是一个"污点"(这是我当时用的 词),中国政府很可能不愿意归还法国使馆。戴高乐将军回答说:"任何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有污点。您应该要求重新开放法国使馆。"
我还问他在我到达中国之后是否能够根据上海公报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向中国政府确认,也就是说在4月30日之前, 。。。将军回答说:"您可以向他们确认。而且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驻塞内加尔大使吕西安·贝耶可以担当此任。我会把这一问题提交到部长会议上进行 讨论。"听到这句话,我们马上可以想到担任驻法大使的将是吕西安·贝耶。但是戴高乐将军十分尊重政治体制规定,即使是在我这样一个小小代办面前,也小心谨 慎地说他将把吕西安·贝耶的名字提交到部长会议上讨论。他在任何时候都非常注意按照正常的程序和宪法条款行事。

为什么您被选中承担这一使命?当时,您在中国事务方面有哪些经验?

外交部对此类的任命往往带有随意性。我认为这一选择完全出于偶然。我的童年和我的父亲在北京度过。因此我对中文有一定的认识。我之所以说"有一定的认识" 是因为当时我的中文似乎还不错。但很明显,这完全不是实情。但是我再学中文的确比其他人要快得多。两三个月之后,我已经可以用中文与人交谈了。这似乎听起 来不太可能,但是因为小时候学过这门语言,因此再学起来没有特殊的困难。

您在北京的使命进行得如何?是在何种气氛下进行的?您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如何?中方负责人是如何接待你们的?他们对戴高乐将军本人和他的政策是如何看待的?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受到政治处主任雅克?德博玛舍的接见。他事先根据外交部长的指示来到波恩与中国大使见面。由于法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中国驻德 国大使馆成为我们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的最近的去处了。于是我受到雅克?德博玛舍的 接见。他在措辞方面非常谨慎,他对我说:“我几乎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我无法向您保证您到达北京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对于您即将来巴黎的中国同事,我们将 会尽力配合他的工作。我认为您到北京之后,中国政府也会采取必要措施为您的工作提供方便。”
我们一行五人,其中包括让·戈里(Jean Gory)。他也是个中国迷,中文非常好。此外,还有一名记录员,一名行政专员和他的妻子(为这一使馆先行分队担任秘书)。我们住在北京饭店。这是当时最 好的酒店,我们在那里受到的服务非常令人满意。显而易见,当时我们不配有保险柜,因此只能把所有的文件都装在手提箱里,不论是午餐,晚餐,甚至是参加招待 会都随身携带。当时已经在北京的外交使团看到我们后,开玩笑地说,"看,法国代表团和他们的保险柜到了。"的确,我们就把手提箱和文件放在我们身旁。
中国政府对戴高乐将军和毛泽东主席共同做出的这一决定非常敏感。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戴高乐将军的代表的名义受到中国政府的接待。我在到达北京后的 第三天上午就立即受到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接见。应该说,这一举动非常罕见。由于我刚刚到北京,还没有许多政治话题进行交谈,但是他很快对我表示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很高兴看到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谈到了我在北京度过的童年和我第一次回到北京时的第一反应。中方为我提供了尽可能周到的服务。接下来 的十五天里,同往常一样,突然有一天,我受到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的接见。我对这次谈话记忆犹新。他对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表示非 常满意,随后又以一种很不经意,非常中国式的,好像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一样对我说,"请您向戴高乐将军转达说,很久以来我们就决定,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宁 可不穿衣服,但是也要拥有原子弹。我们还打算在年底之前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您向谁汇报这次任务?您在法国的联系人是谁?

正常情况下,我向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汇报工作。在我去北京之前他也接见了我。我向他汇报了戴高乐将军的指示和他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这没有什么秘密。会谈 结束后,他问我他是否能为我做什么事情,这也表明了他对这次任务的重视。我请求他的理解,对他说,因为我们人数少,所以我到后没有任何设备供我们使用;我 对情况不了解;我们将下榻在宾馆,我们没有办公室,没有档案柜,也就是说没有正常的使馆工作条件。他的回答使我看到作为外交部长表现出的极强烈的现实感。 他对我说:"啊,亲爱的朋友,可是我们也并不期待什么。先把您自己安顿下来,这就已经不错了。接下来,再去找一处适合使馆办公的楼房。您尽可能保证大使在 到任之后有最起码的工作条件,这就已经不错了。 至于以后将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或您是否能向我做出汇报,这都不重要。再说,没有人会知道中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次任务进行了多长时间?在执行任务期间,你们的主要举措有哪些?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以代办的身份在北京停留了三个月。主要工作是为大使的到来做准备,因为重要的是大使。我很清楚我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在日常事务方面。

您对任命吕西安?贝耶有什么看法?他到达中国以后事情进展得如何?

吕西安·贝耶是个阿拉伯通。他几乎一直在北非工作,当然也在法国工作过,曾任国民教育部部长。因此,他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 的。在他身边工作的两年半中,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他工作起来非常认真,非常的用心,也非常讲究策略。他是个阿拉伯通,对亚洲国家了解不多。但是一上任就 开始学中文。两到三年之后,他就已经能够读 " 人民日报 "社论了,因此能够直接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活。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相比极其封闭。 我们在北京的感觉就像在卫星里。我们围绕着一个世界旋转,却完全与之隔绝。电视在当时几乎还不存在。收音机里只播放中国的新闻。国外新闻不经过中国政府的 检查几乎不可能进入中国。和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们的出行也受到严格的控制,我们不能超出距北京25公里,但是可以有两个例外:去距离北京32 公里的机场和更远一些的长城。我们可以前往这两处,条件是中途不能停留,并且只进行往返。在这种条件下很难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

您认为是否还有其它重点值得展开?

事实上,人们逐渐意识到,对这件事进行考虑,并最后做出决定的就是戴高乐将军一人。他不仅为法国,也为全世界翻开了新的一 页。这代表着全新的政治局势的开始。尽管当时在北京已经有一些国家长期派驻代表,如英国设有代办,挪威,瑞典,芬兰和瑞士在北京设有使馆,但是很明显,这 些国家的数量屈指可数。戴高乐将军的这一政治决定打开了新的道路,让世界睁开了眼睛,也彻底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尤其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这一做法尤其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立场,在美国遭到十分强烈的反对。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西方国家的一种叛变。甚至象意大利,西班牙这样与法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也在当时表现出完全的不理解。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人对戴高乐将军政策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推行的法兰西共和国独立自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