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1890-1970)生平

1890-1940 年 : 求学年代

1890-1914年:接受传统教育

圣西尔军校的学生军官,1910-1912年。

夏尔·戴高乐于1890年11月22日出生于里尔的一个天主教爱国主义家庭,喜欢把自己称作是“一个小巴黎里尔人”。他视军队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并选择了从事军职。

戴高乐将军的父亲亨利·戴高乐(Henri de Gaulle)出身于一个法学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文学和历史教师。戴高乐在他后来的《战争回忆录》里面写道:“我的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思想正统、视法兰西尊严高于一切的人。是他让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德雷福斯事件时,亨利·戴高乐坚信这位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上尉实属无辜,在他当时的圈子内十分罕见。戴高乐将军的母亲让娜·玛约(Jeanne Maillot)出身于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家庭,是一个“对祖国怀着不屈不挠的热情”的女性。
年轻的戴高乐很早就表现出写作天赋。他在巴黎和比利时的宗教学校读书,成绩优秀,为他的基础文化和人文素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8年,他选择了从事军职,并进入巴黎的斯坦尼斯拉(Stanislas)中学读书,以准备参加圣希尔(Saint-Cyr)军校的入学考试。

1909年,他被圣希尔军校录取,与未来的朱安元帅为同窗。军校的学生首先应了解军队,于是戴高乐选择了步兵,认为步兵在战争中最直接接受战火的洗礼,因此最具有“军事”味道。于是,他来到驻阿拉斯(Arras)的第33步兵团,在当时的贝当上校手下担任学生军官。 1912年9月,戴高乐从军校毕业,考试名列第十三,得到的评语是:“一个未来的优秀军官”。毕业后他重返阿拉斯第33步兵团。

1914-1924年:接受战火的洗礼

被囚于德国,1916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尉的戴高乐在战火中得到洗礼。他曾三次受伤,在凡尔登战役中被误认为已阵亡。成为俘虏后,他先后被送到不同的德国战俘营,其间有五次试图逃亡。

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中尉在驻扎在东北部的朗热扎克(Lanrezac)第五军作战。8月15日,他在迪南(Dinant)受伤,被撤离前线送进医院,直至10月份才重返战场。第二年的3月10日他在梅斯尼尔-雷斯依尔吕斯(Mesnil-les-Hurlus)战役中第二次受伤。伤愈后,他回到步兵第33兵团,担任连长,随后担任上校助理。1916年,在都奥蒙(Douaumont)的凡尔登战役中他第三次受伤,大腿部被刺刀刺中,并中毒气昏迷,被战友认为以身殉国而留在战场,并受全军通令表彰。在被敌军巡逻部队发现后,他被送至马扬斯(Mayence)医院,出院后被押送到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战俘营。

戴高乐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二个月的监禁生活。1916年5月至9月,他先后被关在奥斯纳布吕克,奈斯(Neisse)和斯库辛(Sczucsyn)战俘营,从1916年10月起被囚禁于因格尔斯塔特要塞(Ingolstadt),1917年7月在罗森伯格监狱(Rosenberg),1917年10月在巴索军事监狱(Passau),1918年5月来到坞尔兹伯格监狱(Wülzburg),从1918年9月起又被送往巴索和马德伯格监狱(Magdebourg)。他在狱中结识了卡特鲁(Catroux)上校,记者拉米·鲁特(Rémy Roure)和未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Thoukhatchevski)。他没有在狱中虚度光阴,通过阅读大量书刊加深了对德国的了解。在战俘营里,他就战争进展形势多次举办战略和地缘政治讲座。身为上尉的戴高乐不甘心做俘虏,“对一个法国军官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他曾多次试图逃跑重返前线。但他五次越狱,五次被俘,每一次都被关进堡垒或惩罚营。

1918年战争结束之后他终于返回家乡,但又迫不及待地重上战场。这一次,他是作为志愿者在波兰执行军事任务,从1919年至1921年间帮助年轻的波兰军队与苏联红军作战,并大获全胜。

回国后,1921年4月6日,他与伊冯娜·旺德鲁(Yvonne Vendroux)结婚,并在第二年12月28日有了儿子菲利普。当时他在圣西尔军校任讲师,1922年考入高等军事学院。1924年他先后在特雷夫(Trèves)和驻莱茵河马扬斯的法国军队参谋部实习。5月15日,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出世。

1925-1940年:一位不墨守陈规的军官

夏尔·戴高乐在德国、地中海东岸地区、巴黎和梅兹等地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独立自主的意识。

1925年戴高乐在贝当元帅参谋部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再次被派往特雷夫任营长。1928年1月1日他的小女儿安娜出世。1929年戴高乐被调往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他的家人在贝鲁特度过两年。1931年,他在巴黎的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这一职位对他至关重要,为他日后处理国家事务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在贝当元帅的许可和支持下,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在军事学院举行了多次报告会。他的独立思想逐渐显示出来,并提出军队首领应该具有“行动果敢”和“有个性”的素质。戴高乐认为有必要进行军队改革,并对军队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索。在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他强调政治应优先于军事。在1932年出版的《剑刃》一书中,他强调了培养军事首领和进行战时分析的重要性。1934年,他写成《建立职业军》,在书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主动出击、又能够出奇制胜的装甲师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应该成立一支职业军队,与常规军配合作战。

然而,这一设想除了得到右派议员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和菲利普·塞尔(Philippe Serre)的支持外,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热烈反响。但是,在国外,尤其在德国,戴高乐提出的使用装甲部队的想法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在巴黎,戴高乐经常拜会以主张改革马奇诺防线防御战略的埃米尔·梅耶上校(Émile Mayer)为首的各界人士。但他们二人的观点都没有被接受。

1937年,戴高乐晋升为上校,在梅兹任第507坦克团团长。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时,戴高乐上校指挥第五集团军坦克部队。1940年1月,戴高乐向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保罗·雷诺以及甘末林将军(Gamelin)和魏刚将军(Weygand)等八十多人发出了根据他在波兰的经验写成的备忘录《机械部队的诞生》,强调了坦克与飞机配合作战的重要性。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使用飞机与装甲车双管齐下的方法突破了法国防线,验证了戴高乐提出的理论。随后,戴高乐奉命指挥第四装甲师,在蒙科尔内(Montcornet)和拉昂(Laon)大获全胜,并于1940年5月27日至30日在阿布维尔(Abbeville)阻断了德军进攻。他因此受到部队嘉奖,被称为“勇敢果断的杰出指挥官”。

1940年6月1日,戴高乐被拔擢为临时准将。6月5日,当时的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将其任命为国防和战争部副国务秘书,负责协调与英军的行动,以继续作战。6月9日,他与丘吉尔会晤,并试图劝说丘吉尔增派部队,包括空军部队,但遭到拒绝。6月10日,戴高乐离开了已交到敌人手中的巴黎,前往奥尔良、布里亚尔和图尔。6月16日,他从英国返回到波尔多时,得知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已经辞职,由贝当元帅接替。贝当元帅于6月17日要求停战。戴高乐将军于是被排挤出政府。

1940-1946 年: 6月18日的代言人

1940年6月:发出抗战号召

1941年10月,戴高乐将军在伦敦BBC广播电台。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从伦敦发出了他的著名的坚持抗战的号召。在号召最后,他说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容许法兰西抗战的烽火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永不会被扑灭。”于是,自由法国诞生了…

6月17日,戴高乐和他的副官若弗鲁瓦·德库塞尔(Geoffroy de Courcel)立即返回伦敦,以准备继续进行战斗。贝当元帅宣布停战之后,戴高乐将军于6月18日在丘吉尔的同意下在英国广播电台BBC发出抵抗号召。这次号召因为没有被录音,在法国很少有人听到。但第二天报纸进行了转载,并由播音员重新诵读。

接下来的几天,他继续在BBC广播电台重申他反对贝当政府的停战要求,继续发出抗战号召。在6月22日的讲话中,他说道:“所有追求自由的法国人将在荣誉、清醒的头脑和祖国利益的指引下,随时随地,竭尽全力地继续战斗。”

这个与政府唱反调的将军受到贝当政府的降级和停职处理,并于8月份被缺席审判,宣判为死刑。

1940-1944年:“自由法国”的领袖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希望以洛林十字徽章为象征,将法兰西殖民帝国领地的人民和决定继续战斗的法国人集合在一起,以使法国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6月28日宣布承认戴高乐将军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组织的武装力量被称为“自由法国军队”(FFL)。8月7日,由著名法学家勒内·卡森(René Cassin)起草的协议得到了英国的认可。根据这份协议,自由法国军队在英国军队中不属于外籍兵团,拥有自己的国别和独立性。这样,法国军队尽管人数不多,但有了一个正式身份,而且在英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同盟也越来越多。然而,1941年7月4日,在米尔斯克比尔海港(Mers El Kébir)英军对法国舰队的轰炸事件标志着这种联盟的脆弱。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将军在布拉柴维尔成立了帝国防御委员会,但强调战争结束后,将由法兰西对其一切行为进行评价。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入侵苏联。12月7日,日本空军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战争由此转变为世界大战。1941年9月,戴高乐将军为自由法国设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达阿尔及尔之后,又将其改名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CFLN,与吉罗将军(Giraud)共同主持。吉罗将军曾忠实于贝当元帅,但其部队随后转向自由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尔,戴高乐将军分配给联合指挥部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后来积极参加在北非和意大利的作战,为法国解放和击败德国做出巨大的贡献。一年后,1944年6月3日,戴高乐将军被推选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

从1942年起,自由法国与内地抵抗运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戴高乐委派让·穆兰(Jean Moulin)在法国成立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代表所有不同党派、工会和抵抗力量,以协调针对占领国和维希政府的斗争,最终解放法国领土。在解放法国的战争中,面对盟军,国民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尽管戴高乐作出各种保证,一些盟国仍然拒绝承认戴高乐为法国的合法代表,因为他的权利没有来自民主选举。直至1944年10月23日,巴黎解放后的三个月,临时政府才终于被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大强国承认。戴高乐一再表示,法国解放之后,将由法国人自由民主地选举国家元首。1944年起草的多项有关政府权利组织和恢复共和国合法性的法令是自由法国元首权利的民主保证。

1944-1946年:解放者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将军凯旋走上巴黎香榭丽舍大街。

1945年5月8日,如戴高乐将军五年前所愿,法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坐在了谈判桌前。他保证了共和国秩序的恢复,为建立“新的法兰西”奠定了基础。                   

戴高乐将军果断迅速地恢复了国民政府的权利,从而避免了美国人成立被占领国盟军军政府的计划。美国人本来要将解放了的法国看作是被战胜国统治和占领的国家。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后,他强烈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迅速解放巴黎,而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的战略计划则是不途经巴黎,而直接向欧洲东部进军。

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抵达诺曼底,受到在古尔塞勒(Courseulles)和贝叶(Bayeux)的法国人的热烈欢呼。他在这片被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第一次发表演说。8月24日,勒克莱尔将军率领装甲师解放了法国,戴高乐将军于8月25日重回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的战争部,这是他在1940年6月10日之前曾工作过的办公室。他以此强调维希政权只是一段插曲,共和国从来没有停止存在过。随后,他来到市政厅发表了演说,在讲话中他强调了法国人民在自身解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天,8月26日,戴高乐将军凯旋地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巴黎全民出动”,向他热烈欢呼,其热情难以用语言描述。9月9日,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成立。从1944年4月21日起恢复了选举权的法国人民于1945年4月至5月期间首次参加了市政公民普选投票。1945年10月,即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选举出制宪议会。

任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将军在国家的概念和政党的作用方面与制宪议会发生了冲突。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因为军事贷款问题向国民议会主席费力克斯·古安(Félix Gouin)提出辞职。他完成了1940年6月18日自己制定的使命,即解放法国领土,恢复共和国,组织自由民主选举,进行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但是戴高乐内心则希望法国人民将很快再请他出山。

1947-1958 年 : 反对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

1947-1953年:法兰西人民联盟成立

1946年1月辞职后,戴高乐将军于1947年成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

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将军辞职之后,组建了法兰西人民联盟RPF。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大选中很快获胜。但由于各政党的一致反对,戴高乐不得不于1953年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

戴高乐将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于1946年6月16日在贝叶发表讲话。他陈述了一个真正的宪法草案,即加强行政权力,权责明确分开,其实这正是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雏形。在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提案之后,9月29日,他在巴拉杜克(Bar-le-Duc)和埃皮纳尔(Epinal)的讲话中重申了他的主张。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在10月13日的投票中,选民赞成的是国民议会法案。事实上,这次投票与其说是对议会法案的赞成,不如说是是一种厌倦的表示。因为三分之一的人弃权,最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接受这一法案成为第四共和国的宪法。

从此,戴高乐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1947年4月17日,他发起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很快吸引了许多人加入,在秋季的市政选举上一举成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目的是反对党派的专权制度,建议宪法改革,同时反对分裂分子,即共产党。戴高乐希望这一政治运动不成为一个党派,而是形成一个联盟。因此,他建议允许双重身份,即除了共产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的成员都可以加入到法兰西人民联盟当中。但这一招没有奏效,因为传统的党派拒绝持有两种身份。

在这一时期,政治领袖戴高乐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于是他不得不到处奔走,往返于布鲁纳瓦尔(Bruneval)和斯特拉斯堡之间宣传他的主张。也正因为如此,他逐渐加深了对法国的了解,为他日后的政治行动作了准备。但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在1951年的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席位,无法影响社会政策和国家制度。于是,戴高乐决定在1953年至1955年间逐步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但是这一经历培养和动员了许多戴高乐的追随者,为其1958年的复出提供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指导框架。

1953-1958年:荒漠孤烟

戴高乐将军隐居到他的科隆贝双教堂的乡村寓所里。他成为孤家寡人,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上。

对于戴高乐将军来说,1955年至1958年这段时间无异于“荒漠孤烟”时期。他隐退于法国东部的小村庄科隆贝双教堂的寓所里,在拉布瓦瑟里(la Boisserie)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回忆录的第一卷《召唤》(l'Appel)于1954年在普隆(Plon)出版社出版。

在这一段时期,他还多处游历。1953年两度去非洲,1956年去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和太平洋法属领地,1957年到达撒哈拉。

他的政治生活明显平静,但是他仍然关注时局。每周四,戴高乐将军仍继续在他的位于巴黎索尔菲利诺街(rue de Solferino)的办公室接见一些重要人物。

1958年5月-6月:戴高乐的复出

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正式肖像,1959年。

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的暴乱和第四共和国政府对此的束手无策使得戴高乐于1958年5月终于重返政权。1958年5月29日,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René Coty)向这位“最杰出的法国人”发出了呼吁。

内阁的不稳定和第四共和国面临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束手无策导致法国政体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界的许多政治要人都希望戴高乐复出,救国家于水火。

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警惕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号召起来反对国民解放阵线FLN。以萨朗将军(Salan)为首的救国委员会成立。5月15日他向戴高乐发出呼吁。暴动规模迅速扩大,并有演变成内战的可能。19日,戴高乐表示“准备接受共和国的委任”。一些人认为这一声明意味着对反抗军的支持,不免担心。戴高乐将军请这些人放心,并强调国民团结的必要性,并表示他可以以援军的身份出现,但既不给军队也不给任何人做出担保。

5月29日,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向这位“最优秀的法国人”发出了呼吁。6月1日,议会的553票中以329票赞成通过授权戴高乐组建新政府。于是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再度当政。议会通过授权给予戴高乐期限为六个月的特别权利,并准许其进行宪法改革。

1959-1969 年 : 第五共和国总统

1959-1962年:新共和国成立

1958年9月28日,法国人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第五共和国宪法。根据新宪法,共和国总统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拥有“最高行政权力”。与此同时,戴高乐总统开始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一问题已严重威胁到他奉行的“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外交政策”。

1958年夏天制定的新宪法基本以戴高乐将军1946年的贝叶讲话为蓝本,旨在恢复执法权。然而,戴高乐将军同意议会权力比他预先设计的要广泛。

1958年9月28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新宪法在法国本土以79.2%的压倒多数被通过,并在法兰西帝国(除圭亚那决定立即独立)也得以通过。12月21日,戴高乐总统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和非洲、马达加斯加法国属地的总统,于1959年1月8日宣布就职。

接下来最紧急的问题就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戴高乐曾多次亲临阿尔及利亚(早在1958年6月3日就已开始),最后,他选择的解决方式是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1959年,他宣布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自决权。1961年1月8日,在有关公民自决原则的全民投票中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得到75%的赞成票。但由于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的阻挠,阿尔及利亚唯一政党国民解放阵线FLN的寸步不让,再加上1961年4月22日的将军暴动(但很快失败),谈判进展非常缓慢。

在乔治·蓬皮杜与国民解放阵线的代表进行多次非正式会谈之后,开始了以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路易·若克斯(Louis Joxe)为代表进行的正式谈判。1962年3月22日,双方签署埃维昂协议。协议在4月8日的法国公民投票和7月1日的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中得到通过。根据协议,阿尔及利亚可以独立,但两国仍将保持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共和国总统戴高乐还将履行法国签署1957年罗马条约的承诺。为了能使法国于1959年1月1日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由安东那·比内(Antoine Pinay)进行了财政改革(新法郎将从这一天开始发行),取消了关税壁垒,使法国的产品面向欧洲的竞争市场。法国于是被推向现代化的大潮中。

1962-1968年: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国家的独立

普选产生的共和国总统,1965年。

1965年,戴高乐成为首任通过全民普选当选的总统。他将保持国家独立自主视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1962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首先表现在政治体制上:在帕蒂-克拉麦尔(Petit-Clamart)1962年8月22日被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组织OAS暗杀之后,戴高乐将军提出采用普选方式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提议遭到维护传统议会制和担心个人权利膨胀的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议会对蓬皮杜政府投出不信任票,政府被推翻。戴高乐根据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将议会解散,并等待1962年10月28日举行的关于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的全民投票结果,以进行新的立法选举。最后,法国人以62.2%的大多数赞成通过了戴高乐的提议。

1965年,法国举行了首届总统普选。第一个七年任期结束后,戴高乐对是否参加竞选表示犹豫。他很晚才宣布参选,也没有象密特朗和勒卡尼埃等候选人那样积极为竞选作准备。在第一轮无结果投票之后(43.7%选票),戴高乐曾想退出竞选,后又重新镇定。第二轮选举中,在三次电视讲话中他的论点更贴近法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最后,他以54.8%的选票击败密特朗,再度当选共和国总统。

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戴高乐将军总是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寻求民众的支持。对于1962年的宪法修改、1962年1月8日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自治、1962年4月8日的埃维昂协议,以及1969年4月27日的地方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他都采取了公民投票的方式进行裁决。

奉行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外交政策

尽管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后遗症尚存(大批法国人回国,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组织的暗杀活动),戴高乐将军终于可以摆脱阿尔及利亚问题,全力以赴地执行他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加强法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他极力主张继续推行第四共和国时期开始的核武器政策。1960年2月,在雷冈(Reggane)附近的撒哈拉沙漠法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拒绝美国人的监护,逐渐将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撤出。1966年法国正式宣布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仍然是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

此外,戴高乐将军还寻求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欧洲,并很早就开始同联邦德国表示友好。早在1958年,他就在科隆贝的私人寓所里接见了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Adenauer)。1963年1月22日签署的爱丽舍条约标志着独立于欧洲体制的法德轴心的建立。他曾于1963年和1967年两度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因为他认为英国是美国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

1962年,为巩固欧洲经济共同体,他采取了共同农业政策,但同时在不违背罗马条约的基础上拒绝超国家权力。为此,他从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期间执行了他的“空椅”政策,以示对扩大欧洲委员会职权的反对。

推行“自由独立的政策”,即指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对立(尽管他在1961年8月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支持美国的立场),同时加强法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寻求1960年以来宣布独立的原非洲殖民地和马达加斯加地区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1964年,戴高乐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到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1966年,他在柬埔寨金边发表讲话时,抨击了美国在越南的政策。1967年7月,他发出“自由的魁北克万岁”的口号,强调了维护法国在北美的历史角色,同时表达对帝国主义的反对。这一史实表明戴高乐将军尊重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而且,戴高乐将军还注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发展友好关系,以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大欧洲”体系。1966年,他前往苏联访问,开始了他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的外交政策。继此之后,他于1967年到波兰访问,1968年在罗马尼亚进行访问。

1968年 5月:戴高乐的共和国危机

1968年 5月:戴高乐的共和国危机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爆发。学潮逐渐蔓延到法国其它社会各界,整个法国陷入瘫痪。戴高乐将军宣布“共和国绝不会退让”。他解散议会,在1968年6月的立法选举中获胜。

由于法国经济腾飞的“三十年光辉岁月”和第四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复苏,再加上1958年的财政改革,法国经济结构日益走向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开始对社会结构出现的问题表示不满。1968年的五月风暴就是这一不满情绪的暴露。和许多其它国家一样,法国的学潮运动从1968年3月开始。工会和左派政党利用学生运动掀起工人总罢工。总罢工使政权在五月份期间陷入瘫痪,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动摇了政府的统治。

5月24日,戴高乐将军对外宣布,国家应该恢复正常秩序,以维护共和国的尊严。街上游行示威的人群无非是乌合之众,有极权政治的苗头。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会和资方代表三方签署格勒纳勒(Grenelle)协议,制定出的是一系列传统措施。5月29日,戴高乐突然神秘失踪,乘直升飞机不知去向,引起一片恐慌,导致各方揣测。他到达巴登-巴登(Baden Baden),与驻联邦德国的马絮将军(Massu)会晤。他是想隐退,或者是想证实军队的忠实,还是只是为了回避?但不管怎么说,他第二天回到巴黎之后,在广播讲话中语调坚定自信。发表讲话的当天,即1968年5月30日,大批市民上街游行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解散国民议会。各政党忙于立法选举,工人逐渐开始复工。然而这次立法选举的胜利却没有真正巩固戴高乐的政权。新成立的国民议会的右翼势力更加强大,但面对势在必行的改革却裹足不前。爱丽舍宫似乎与民众隔绝,没有真正恢复民众对它的信任。

1969-1970年:一去不复返

1970年11月12日,戴高乐将军在科隆贝双教堂的葬礼。

1968年的政治危机对法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戴高乐将军要求再次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对他认为势在必行的改革进行表决。1969年4月27日,戴高乐以一百万票数之差失败。第二天,他正式辞去职务,归隐科隆贝双教堂,直至1970年11月9日去世。

尽管许多人的反对,戴高乐仍决定就有关区域改革和参议院体制改革进行全民公决。1969年4月27日,他的提议以52.4%的反对票被否决。戴高乐将军忠实自己的承诺,也尊重法国人民的意愿,宣布辞职。午夜十分,他发布了一份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他从此隐居在科隆贝双教堂,拒绝公开表示任何政治立场,只是和几位拥护者会面,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战争回忆录》于1954年出版。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将军去世时,《希望回忆录》只完成了第一卷。1952年,他曾立下遗嘱,表示拒绝国葬。在科隆贝双教堂,他的遗体在家人、自由法国的几位战友和村民的陪同下被运往小教堂。戴高乐将军被安葬在他的女儿安娜的墓地旁边,墓碑上只刻有“夏尔·戴高乐1890-1970”字样。11月12日,政府在巴黎圣母院举办了官方追悼仪式,在场的有政府首脑和许多国外知名人士。